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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城镇的保护与发展
时间:2012-05-23 09:20 来源:中国古镇保护网 作者:为之
    保护与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对矛盾,要保护,就会影响发展;要发展,就会冲击保护。如何看待保护与发展?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有哪些方法和手段?前不久,北京、云南两地的建筑专家在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地云南丽江束河古镇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对话主题虽是“保护与发展”,但建筑师们精深的思考、精辟的思辨把这一话题升华到建筑与文化、建筑与社会、建筑与人生的高度。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分两期发表,以飨读者。
  孔繁雁(昆明鼎业集团总工程师):束河镇是整个丽江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在开发束河项目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点,不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去发展,而是以适度的发展来促进全面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做,不可能事先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说,没有在保护的过程中让老百姓得到发展。而只有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的理念和思路才会随着我们的理念和思路去转变,去认识。这种发展的关键是要掌握好一个“度”,开发过了就是一种破坏。这个“度”怎么把握,我们是在保护原有村落的建筑肌理关系、水系、自然风光、人文景象上去做文章。开发束河镇是希望通过旅游业带动束河地区走向一种现代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又是基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思想是以适度的发展促进保护;第二个思想是老村落进行完整的保护,按照老村落历史自然发展的空间肌理关系来开发一个旅游配套的新区。既吸引大量游客来古镇感受文化、感受历史、回归自然,又避免游客的到来给古镇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为此,建设一个配套新区,让大量游客的吃住行尽量滞留在新区,再去古村落寻找历史,原住民仍然居住在老村落里。文化的涵盖面很大,人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丽江概括起来至少有这几方面的文化,东巴文化、街商文化、农耕文化、水文化。新区和老区的结合之间没有界面,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
  对于老村落的保护,不单纯是保护形态,更要从深层次上去保护。束河古镇在确定发展新区的时候,就对老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入,截至到目前,已经投入1亿多元,主要用于三线两管的铺设。因为一个老村落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是不适于接待游客的。在铺设管线的时候,我们把原有的石板铺地都编上号,铺完后再原位放回。我们的这些努力促进了老村落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也从两年前的户均3000元达到现在的户均16000元。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后,再去跟他们讲,老房子应该怎么保护修缮,他们就理解了。否则的话,你说要保护,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他们肯定不干。
  咱们现在开会的这个博物馆,原来是个道观,叫大觉宫,曾被用作小学校舍。上学的孩子不懂事,拿着小刀在墙上乱刻,久而久之,对墙上的壁画造成很大破坏。为了保护,我们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学校,让学生搬出去,重新修缮,开辟成茶马古道博物馆,让游客来此既能看到古老的建筑,又能感受到茶马古道的文化。
  饶维纯(国家级设计大师,云南省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保护与发展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也是建筑师经常碰到的问题,可以说二者是一对矛盾。我觉得保护的关键是文化的保护,发展最终也是文化的延续。云南省现在强调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化大省,离不开城市和建筑,因为城市和建筑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建筑也有像流行音乐风格的,比如北京有一个福禄寿三星形象的大酒店,就是典型的波普建筑;再比如解构主义,有它的市场和需要。但建筑和艺术还是有差别的。艺术可以搞得另类一些,不喜欢大不了不看,但弄栋房子建在那里,我每次看到都觉得不舒服,感觉不是建筑,我的担心就在这里。
  刘力(国家级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我们有个老院长,20世纪30年代就学钢琴。他说那时候认为施特劳斯的音乐是“流行音乐,难登大雅”,而今成了经典了。所以说不定将来哪一天现在的流行音乐就成高雅音乐了。
  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对音乐我也研究过一番。我感觉今后对音乐、对艺术乃至对社会各方面的研究都会归结到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探究。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恰恰使一些流行的东西可能成为主流。而且我觉得今后中国波普艺术的发展可能还会引导世界,成为世界波普艺术的集散地。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面临同一个严峻的问题,大家挤在一条发展的窄路上,产生大量快餐式的需求。
  孔繁雁:建筑和艺术同时受时代的作用。时代给了这群人什么样的境遇,这群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感悟。过去叫营造建筑,建筑师做个方案,画个施工图,把房子建起来,是个建造的过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不单是营造,还要想到经营的问题。这个场所建造出来了,还要考虑怎么去经营。建筑师有了这种经营的理念,就可能出现更多更好的方案,适应现代人的居住、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
  刘力:上个月来汇报云南大厦的方案,特地去方案评审之一的艺术家罗旭自己设计的工作室“土筑巢”参观了一趟,感觉对我的创作是一种激励。这次我们设计云南大厦,因为地处北京,所以做方案比较强调首都建筑的大气,强调五星级酒店的功能。做出来后自己觉得很好,经营者觉得也很好,但拿给省里领导审查,特别是两个艺术家在场,提意见说,云南的地域特色在哪里?我当时就解释,我们来不是先讲形式,而是先讲功能,首先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功能、什么体型、什么性格的建筑。形式只是功能的自然流露,风格还可以再完善。话虽这样说,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认为应如何着力反映地域文化。以为云南要的地域特色也像很多其它省的驻京办事处一样,在现代化的酒店里搞很庸俗的装修,堆砌很多当地的所谓工艺品,俗不可耐,到不了恶俗也是庸俗。但我参观了“土筑巢”以后,感觉很惭愧,觉得省里请的这两个艺术家确实有水平,对我是一种激励。什么激励呢?就是对常规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做设计不随大流。我觉得批评的就是我。所以回北京后修改了方案,既要反映首都建筑的大气,又要照顾到云南的地方特色,也想到了要有对云南地域文化的感悟。
  朱小地:建筑师总是把建筑当成一种经典,当成一个殿堂。但我这几年和建筑师、艺术家探讨,感觉建筑师应该是一个生活场景的制造者,建筑设计应该从神圣的艺术殿堂走向一个生活场景。包括国外所谓前卫的建筑师,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建筑的形式,而是建筑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自我生存的感受。现在有些建筑师已经开始为业主做个性化设计。就像罗旭做“土筑巢”,结构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光影的概念全都没有必要,完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释放。如果建筑师不是去追求金字塔式的作品,而是真正去创造生活,就要学会放弃,甚至放弃那些精致的节点,因为这些完全可以由工厂来做,建筑师要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悟,是对人和社会的理解。到了这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就能真正做出贴近生活的建筑。
  我看到束河的建筑,其实仔细研究,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构件,都非常不标准,是一种民间的手法。如果用法式建筑、官式建筑的标准去看待它,可以做得更精致。其实不是,它的价值在于制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场景。过去我总是去苛求,到哪里都要看最经典的。其实从生活的角度理解一个建筑,特别是放大到城市的范围,或者一个聚落的范围,建筑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背景。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建筑师像中国建筑师这样,走到哪儿都是看建筑,看各种做法;人家是看生活,看社会。我们是自己逼自己拿出经典的东西来,似乎只有经典的东西才拿得出手。我觉得建筑师今后应该更关注生活,去制造一种场景。否则就会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干巴巴地做一些东西,拿出来一看很经典,但不是从生活中发展出来的。
  我看到我们住的旅馆的墙上写着“束河印象”,其实印象非常重要,有时候真实的反而可以忽略。如果单纯地追求像,只能这么做,改了就不行,就谈不上发展,只剩下保护,停留在一个历史的片断,文化的延续也就断掉了。建筑师应该追求一种生活的延续,对生活的理解才是最高的境界。
  刘力:朱院长已经从堆砌建筑细部转到追求“建筑意”上来了。其实“建筑意”是我们的恩师梁思成很早就提出来的,现在重提仍很有意义。建筑是追求一种意境,而不是堆砌某些细部。
  饶维纯:谈到延续建筑的文化元素,就有一个合情、合理、合适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丽江还没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地的领导说要在丽江搞欧陆一条街。过了几年,真的建起来了,圆顶、山花都出来了。我看了,觉得真是哭笑不得,在丽江民族文化这么丰富深厚的地方搞欧陆一条街简直不搭界。这就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也不合适。现在已经“穿衣戴帽”改造过来了。
  我觉得合情合理还容易解决,但要做到合适就比较难了。说到合适,有一个例子。当时丽江会展中心搞方案招标,云南省院做了一个反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方案,但领导没有看中,而是选了一个很新潮的有圆玻璃顶的方案,有点像国家大剧院“蛋”的前身,而且要早5年。
  说到合适,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比如纳西建筑屋脊上的起翘,一般建筑师做设计是不画大样的,只是在图上标一下,采用当地做法,由当地工匠去做。但什么建筑应该用什么起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昨天下飞机,看到丽江机场,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很浓厚,但是做过头了,有堆砌感,两个坡屋顶,中间还加一个牌坊,很琐碎。新建成的丽江玉龙新城行政中心,用了三种屋顶,悬山屋顶,歇山屋顶,庑殿顶,我看庑殿顶加上去就不太成功。
  朱小地:我自己也在长安街上搞过一个欧陆风的建筑,也是业主的意思。我感觉业主不是对文化缺乏理解,而是对生活缺乏理解,只是把建筑当成一个布景,而不是生活的延续。如果懂生活,就不会去搞这些东西。
  真正的欧陆经典,我感觉做出来会很美,拿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建筑来照抄,做出来绝对好看,因为是多少年基督教文明积淀下来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把建筑当儿戏,所以欧陆风、福禄寿都会上演,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朱小地:说到合适,我感觉建筑就应该是当地建筑师的作品。因为建筑是一种生活,生活是植根于当地的,如果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状态没有理解,做出来的只能是一种形式。建筑师不是造物主,不能给人设计生活。
  刘文祥(云南玉龙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束河镇的开发比较成功,就像朱院长说的,已经找到了生活场景的感觉,再到大研古镇,也有这种感觉。但丽江玉龙新城建设面临的问题是要再造古城的场景,还是建设一个新的场景,这个选择比较难。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两年了,但现在还在摸索。如果是一个城市,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场景,才能持续发展。
  徐锋(云南省设计院总建筑师):今天京滇两地的建筑师能一起坐在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丽江束河古镇的一个老院子里,在冷雨中屋檐下漫谈保护与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场景体验。如何继承保护传统建筑文化,同时体现时代特征,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丽江玉龙新城的建设搞了几次方案投标,我作为评委都有参与。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建筑师老认为到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做设计,一定要体现当地特色,但对当地特色的理解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时候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原始的东西强加给当地老百姓,做一些很古的设计,但功能上并不好用。当地老百姓就会说,我就是想过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怎么又卖一些老古董给我。这就是一种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还有一种是建筑师在设计中把自己理解的某些片断堆砌进去,并认为这就是建筑的地域性。
  这次丽江玉龙新城设计我感受比较深的是韩国与德国联合体做的方案。它突出的一个主体思路是新城和老城一定要有差别,新城要体现出现代感。怎么体现?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空间肌理的延续,把古城街道的空间肌理延续到新城,只要空间肌理延续了,就能感觉到古城和新城是一家人。束河紧挨着古城,所以风格上要协调。但玉龙新城和古城相距5公里,中间是田园风光带。政府要把现代化的城市功能搬进去,追求一种现代感。韩国和德国联合体的方案为新城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方向,延续空间肌理和尺度,但一些具体手法,特别是建筑内部空间的一些处理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保护历史文化,不能剥夺当地人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权利。
  原来云南省院也做过不少古镇保护性的设计,大都是传统建筑形式与符号的延伸,做来做去还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无非是用一些现代的材料,路就越走越窄。为什么有的地方建筑师都不画大样图了,因为没必要画了,不就是加一个屋顶吗,当地工匠都会做。
  朱小地:北京的城市建设也走过这么一段路,当时叫“夺回古都风貌”。到底要保护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现在说白了是建筑师自己在做文章,还不是甲方。建筑师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专业领域里。如果当地的屋顶有特色,就抄过来,加以简练,简练成功了还好看,不成功就糟透了,因为自身功力不够。韩国和德国这个设计团队提出来的,就是一种城市空间的延续,保留过去城市街道的尺度、铺地的提示。实际上文化就是一种提示。对传统的理解,最后归纳为一种符号的提示,足矣。如果是原汁原味地照抄照搬,就没有想像力了。
  每一个人,包括建筑师,都要享受现代文明。如果要倒退回过去,那是反动的。古城的保护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最后也就是一些符号的提炼,真正保存下来的是空间形态、生活状态。这就需要建筑师去做很多研究,提炼出什么样的符号最能打动人心。实际上过去的形式都可以抛弃,简单地复制不可能满足老百姓发展的需求。如果用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只保护,不发展,是一种停滞。
  刘力:在玉龙新城的建筑里面一定要有“现代的舒适,地方的情调”,追求的是一种情调。这种情调的营造,我反对单纯依靠移植、简单搬用原来的建筑细部来完成。而且我也不太同意提炼符号的说法,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开始谈符号的提炼,但并不成功。符号不加上建筑师的感悟,进行提炼、升华、加工、润色,常常会沦为表面文章或多余之物,起不到继承和发展的作用。
  朱小地:我插您一句,我说的符号的概念不一定是实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意境。
  刘力:符号也是制造意境的一种方法。但现在用符号偏多,老觉得不过瘾,到处堆砌。应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建筑师的本事就在于能够通过一些手段来实现一种意境和情调。
  今天谈保护与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过去我们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讲文物怎么保护。现在看新闻,都是文化遗产遭破坏的报道。最典型的是首都北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拆城门、拆牌楼、拆城墙,最近搞房地产开发,又开始成片成片地拆四合院。四川的都江堰,中间盖了个啤酒广场。水乡古镇周庄,沿街住宅全改成了贩卖旅游商品的小商铺,一点儿居住性都没有了。到了束河,我感觉很好,开发商要赚钱,政府和文物界要保护文化遗产,老百姓要改善生活,三者能够和谐发展。
  在保护上有一些世界公认的原则。第一是保护为主的原则,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杀鸡取卵。第二是集体保护的原则,文化遗产不是属于哪一家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谁都有责任保护。第三个是真实性原则。任何的文化遗产,都蕴藏了很深的历史印迹,这种印迹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说,我理解了,我就给解释了,就来修修改改,这不行。第四个是完整性原则。比如一个古镇要保护,不仅要保护古镇本身,而且要保护古镇周边的环境。不能说古镇是文化遗产,就紧挨着它盖个建筑,好沾光赚钱。我们平常受的教育,老在讲这些,但现实生活中总是缺乏实例。我看束河算解决得比较好的。刚才我吃早饭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个烤肉店,做了一面卵石墙,在束河这种木构的环境里边也挺和谐。土生土长的建筑材料,不加任何修饰的手法,达到了“得体”二字。
  翟辉(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教授):现在我们做设计,可能就像刚才朱院长说的,有太多建筑师的东西在里面。建筑师现在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是“以人为本”,但以什么人为本,这个“人”不是一般普遍的人,具体的项目是具体的人,可能还要分人群。比如束河,谈保护与发展,当地人占多大比例,比例的多少,设计的思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建筑师不是只面对一个甲方,应该是面对不同的人群,只是不同人群价值观在里面的一个比例问题。比如束河镇,建筑师的甲方是鼎业公司,一个企业搞开发,赢利是最终目标,这要保证;但同时也要以当地老百姓为本,让他们改善生活。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要保护;站在旅游者的角度,要提供更多的旅游产品。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很难协调。刚才刘大师谈到保护第一的原则,但如果被保护的原则框死了,也就没法发展了。所以我们开发束河镇的时候就反其道而行之,发展为先,以发展促保护。从时空的角度,发展是第一位的。
  现在很多人谈“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在可持续性上,没落在发展上,所以一提就是生态保护、文化保护。我们原来和云南省社科院合作搞过一个“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课题。人类学家眼中的保护,就是一种静态的保护。比如怒江地区傈僳族的民居“千脚落地”。历史上傈僳族不断被其他民族驱赶,被迫逃到最贫瘠的山地,房子都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所以就出现架空的干栏式民居。因为没有粗大的树木,只能用很细很密的树枝来支撑房屋,所以出现很多柱子,就是所谓“千脚落地”。这是对自然环境没办法的适应,不是说老百姓真愿意住在里面。我们去联系测绘,老百姓觉得自己很穷,都不好意思。我们说这房子很好,很美,他们说行啊,你们来住几天试试。我们进去一看,真是家徒四壁,黑漆漆的,墙都是用竹篾做的,四面透风。所以认为,这种东西不能全面保护,最多留一两栋作博物馆式的保护。
  我一直认为保护和发展存在几个悖论。第一,如果什么东西都要保护的话,我们保护的是不是源头?其实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束河,看到的大研,还是1000年前的样子吗?如果从1000年前就开始保护,现在还怎么发展,连空间都没有了。按照这样推理,我们现在建的这些居住区也是民居,再过几百年,是不是也要保护。这个悖论我觉得无法回答。还有刚才谈到丽江玉龙新城的开发,也有一个悖论。现在都说古城好,去欧洲,也觉得他们的古城好,很人性化,但为什么现代主义运动、工业化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全是按照柯布的思想做出来的。直到今天批判柯布,但骨子里依然是柯布的东西。包括刚才谈到韩国和德国的那个方案,我觉得不可实现。延续空间肌理,在束河可以做到,在新城没法实现。以前我们的古村镇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一年可能也就三五家有钱盖房子,街道是慢慢挤出来的。新城的规划是先把路划出来,几条大路一划,还怎么做空间肌理。
  当时我们做束河,总结了几点。一点是街道是挤出来的。所以做新区的时候,街道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往上面摆房子,路是房子挤出来的,所以街道的尺度和景观是变化的。还有一点,丽江的老房子都是当地工匠盖的,尽管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别,房子有差别,但基本型制是一样的。所以仔细看没有哪两栋房子完全一样,但基本形态又差不多。所以做新区就抓住这一点,整个新区7万平方米的建筑,每一栋都不一样,但大体型制又是一样的。考虑到商家进驻后,肯定会对房子做改动,所以我们把建筑做得留有余地,只是把大体的东西做出来,细部留给商家去做,因为做了也是白做。现在我们做仿古商业街的毛病就在于做得太细,商家一改,一打广告,原来设想的氛围全没了。所以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基底,让商家自己去发挥。现在束河的景象比一年前好很多了。
  保护和发展,我们老强调在同一时空进行,这是错误的。从时间上强调现在做的东西跟过去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空间也一样,在同一空间既保护又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紫禁城既保护又发展,束河也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大研古镇现在看起来非常商业化。所以我们从大的思路上讲,保护的地方是一个空间,发展的地方又是另外一个空间。保护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护,只是保护占的分量大一些。发展的地区保护的东西少一些,新建的东西多一些。保护与发展在不同的空间进行,就可能解决这对矛盾。
  我也做过中甸独克宗古城的保护。当时的思路就过于强调保护,结果根本保护不了。因为当地人不愿住在里面,宁愿在老村子外盖几栋新房子,搬出去住。中国木构房子的特点是没人居住肯定就破烂了。独克宗古城我们每年都去,显得一年比一年破败。现在独克宗也在搞旅游开发,但没有跳出原有的空间来做,就出现很多问题。我认为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大研,可能还没有大研好。独克宗建筑的最大特点是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养牲口。所有的精华都在堂屋里面。现在一开发,底层做商业,游客来了根本看不到建筑的精华,就在以前关牛羊的地方喝啤酒。这还是文化保护吗?
  保护和发展这对矛盾可以衍生出许多矛盾,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刚才饶总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度”的把握。建筑师要学会适度。前些天,两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束河,说现在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做少了,是做多了,建筑师要做得少一点儿,为人们的生活留有更多的余地。刚才谈到丽江玉龙新城,不可能沿用大研古镇的空间肌理,因为建筑的尺度变了。只能提炼一些隐喻的符号,让外人一看觉得是丽江就可以了。新城一定要是现代化的,如果不是,就没必要做了。不如干脆像北京一样,以大研为中心向外摊大饼,也没什么不好。
  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刚才翟博士谈到做减法,就是规定哪些东西不能做,能做的让业主自己去发挥。一个保护得很好的古镇,建筑也会出现不同的型制。这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工匠创作造成的。如果都是标准的,每一套房子都一样,反而没意思了。就像北京曾经要求每栋房子必须做大屋顶,建筑师就没法做了。
  张军(云南省设计院建筑创作中心主任):现在社会发展多元化,连带着审美模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建筑毕竟与雕塑不同,是一种公众艺术,不能太个人化,还是要对大众负责。只图自己过瘾,别的不管就有问题了。
  建筑师提细部、提符号,这些都是主观的,不论你怎么强调客观,在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肯定是主观的,既然主观性很重要,建筑师的修养、负责任的态度就很重要。我在丽江也做过一些项目,思路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场所,而不是规定人们的行为。这个场所越模糊越好,要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给人活动的空间。建筑是个底,人的生活才是图。
  翟辉:建筑设计是发现,不是发明。我们现在一提就是原创,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
  张军:刚才刘总提到玉龙新城的建设,都做成大屋顶,时代感就没有了,而且建筑尺度变了,传统的样子也没了,反而有点儿怪怪的。新城的发展必然要追求效率,城市的界面必然是大尺度。新生活非要用旧模式去套,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就像朱院长说的钢筋混凝土大厦戴个瓜皮帽,对建筑师的创作是桎梏,要打破它。怎么保护,外界面一定是城市尺度,在次要空间或者内部空间可以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强化,做一些新的设计。
  王蔚(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4A1工作室室主任):我比较关注丽江玉龙新城的建设,也做了一些新城建设的比较。上海提出建一城九镇,有的现在已经变成鬼城了,没有人气,只是房地产投资行为;而且建筑是一师主打,松江是英国建筑师,安亭是德国建筑师,我觉得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种灾难。相比之下,深圳华侨城的建设要好得多,既有早期的建筑也有现代的建筑,实现了人和不同建筑群落的和谐共处。北京的“阳光上东”,是在一个限定的框架下,多师主打,群体设计,体现了多样性。一种风格是难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的。玉龙新城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群体创作,韩国人设计酒店、酒吧街,云南省院设计行政中心,北京院设计推广中心。这种群体创作在新城的建设上只是起到一个以点带面的作用,一定要留一些空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倒觉得一个片区建设的成败不决定一个城市建设的成败。饶总提出的适度,我的理解是一定要追求开发密度的均衡,有了均衡的可能,才有留出空白的可能,否则一两年就填满了,就没有发展空间了,而且商业价值也就低了。所以一定要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我们在束河看的是结果,新城建设则是要看把设计变成一种目标控制。新城建设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肯定有积极意义,因为是在新的区域分流了,可以缓解丽江古城的过度开发,解决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林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秦禾国际工作室副室主任):我一直在干玉龙新城的项目。刚从王蔚工作室接手的时候,心里有些发虚,因为规模太大,单体太多,建设周期与设计周期都太短,而且保护——继承——发展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一座城镇,其实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而且只靠有限的建筑师参与,城市的多样性出不来。老城区每栋房子的业主就是设计师,按照自己的意愿盖出房子来,城市自然就有多样性了。现在是单一的开发商,即使有目的地做出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的建筑,毕竟还是有限的。而且大批房子几年内一下就起来了,留给主人美化创造的余地并不大。这对建筑师一方面是个挑战,一方面也是无能为力,只能硬着头皮干。新城从形成时间上、开发主体上与老城有很大差异,与老城千百年来演变成的结果肯定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举个例子,在图纸上扭来扭去的模仿老城形态其实有些滑稽,因为老城是在每家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挤”出了蜿蜒的街道,而现在做法是先确定路网等级,房子填空。又如纳西人最喜欢院落,但由于容积率等原因使得新城大量建筑是联排住宅,这种源自欧美的居住形态与合院式居住相去甚远。
  另外一点,做这种新城,比较容易的是复制一个建筑风格,复制一个城市肌理,甚至复制一个城市场景,这些都好实现,最难的是复制生活。我最早来丽江古城是1999年,那时外来人口少,古城的主人就是生活于其中的当地居民,感觉是一座真实的“生活城”。现在原住民在外迁,到处是酒吧、商铺。去酒吧街感觉和北京的后海没什么两样。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来束河。也可能现在来束河的人还少,几年后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在思索将来丽江新城的居民构成,他们会创造怎样的生活,但答案很虚无。
  我们在新城的方案册上写了两行黑体字:“发展的城市,多彩的丽江”。就是希望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建筑手段来弥补短期成片开发的新型城镇与千百年来形成的老城在文化和建筑风格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用发展的眼光看城市的演进,在建筑风格上谨慎地找寻多样性,希望在一次建成的群体中形成某种渐进的时空交错感。大的调子还是统一在民族特色里做,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变了,像联排别墅,已经不是中国的东西了,再去套纳西风格就不太现实。
  朱小地:我刚开始做规划,就像刚才翟博士说的,上来就是路网,功能分区,全是柯布的路子。其实柯布的东西是很封建的,强迫人去适应,但中国人马上就接受了,做设计时不自觉地就被套在里面。
  我现在有一个反思,就是从哪里去找我设计思想的原点,感觉很难找到这一点。最基本的点可能还是落到对社会的研究上,再反哺设计,推向社会。中国建筑师背负的东西太多,有很强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又是嫁接在别人的思路上的。
  杨洲(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九所执行主任建筑师):刚才谈到符号,从符号学上讲“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创造出来的,当然在某个阶段也有创造“符号”的活动,即“给予意义的活动”。一般看来,“符号”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产生出来,一旦产生出来,有几个趋势:一个是在退化,以前的内涵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是被固定起来,还有就是“增值”和“转化”。其实二者之间是相通的,一旦固定,必然退化,一旦增值就会转化,然后就是含义转变。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走了一段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符号是个人提炼出来的,马上就枯竭掉了,没有被大众、接收者认同的生命力。做“符号化”屋顶也好,做“符号化”细部也好,都有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枯萎。但生活是不会枯萎的,永远是鲜活的。从气氛、从意境上去创作建筑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更有前景的发展方向。建筑本身是对生活的理解,如果建筑师失去了对生活的理解,仅仅从过去的建筑或现代的建筑上抽取一些我们个人理解的片断,是不是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呢?
  一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经济状况有很大关联。现在一个开发商进来之后,他的经济实力与当地的现状往往是脱节的。这种新的经济实力进来以后,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状态、新的建筑形式。建筑师无非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和老的记忆之间找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今天是这样,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不是这样了,又要从新的生活中去寻找。前些日子看电视,伊拉克反美武装打了美国军车后举着枪欢呼,但仔细一看他们穿的衣服,阿迪达斯的、耐克的。一面吸取着西方的文化,一面又抗拒着西方的渗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我们的城市建设也有这种心理,喜欢西式洋房,同时又怀有对传统文化的失落。
  这是不是建筑师要找的平衡点?
  罗文兵(云南省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十天内走了江西安邑、湘西凤凰、云南丽江三个古城,发现一个问题,来看的人喜欢的人,都不是住在里面的人。而在去各个古城的沿途,我看到许多城镇,在当地人致富之后马上就建了平顶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地就把原来传统延续下来的形式抛掉了?这些古城的房子我们建筑师看了觉得很好,但为什么当地的原住民不这样想?包括我在做丽江玉龙新城的行政中心、中甸迪庆州委办公楼时,业主提出要有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符号,但真做出来了,他们又觉得是不是过了。这实际上也道出了现在国内千城一面的原因。刚才谈到世界文化的趋同,国内次一级的城市风貌也在趋同,到处可见欧式山花、平顶、钢筋混凝土。
  我感觉在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上,建筑师先要有一定的认识,其次是贴近生活。对当地传统的符号可以批判地接受,更多地是在居住空间上、居住方式上探讨问题,而不是在形式上、开间上、符号上探讨问题。就算是千城一面,大家看到的也只是立面上的一面。其实房子的朝向、排布还是与旧的格局差不多,只是立面换了,很多原来的装饰消失了。时间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导致一大片垃圾建筑的出现,但老百姓住在里面觉得舒服。对现代生活的认同是一致的。如果建筑师老是在一些典型的符号上找所谓的传承,我觉得对发展没什么好处,只会造就一大批膺品,造成新的千城一面。因此,建筑师应立足高品质的设计,从更深、更广的层面,着重于建筑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提升公众的建筑素养,让保护与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
   (编辑:申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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